关于卫诗三分的时间问题，历来众说纷纭。孔子时代，《诗经》的国风类名已经确定，其中并无后世所谓的“邶”、“ｙōｎｇ＠①”、“卫”的分别。这一观点得到了后世学者如顾氏等的论证。然而顾氏亦提出了卫诗三分的观点，引发了一系列关于时间问题的。
在解读《诗经》的过程中，关于卫诗三分的具体时间问题一直存在争议。一些人认为汉儒将《邶》、《ｙōｎｇ＠①》、《卫》分为三类是个错误，而另一些人则认为这种分类始于毛公。也有学者如胡承珙对此提出异议，他认为卫诗三分始于周代编《诗》之初，并非汉儒误分或毛公所分。胡氏分别采用本证法和他证法，对顾氏为了证成其说而引用的《左传》中的证据作了有力辩驳。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胡氏的辩驳并未能引起广泛的关注和认可。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诗经》的分类源自于古人对诗歌的整理与归类。当我们考察诸如季札观乐时的展现情况，不难发现，《邶》、《ｙōｎｇ＠①》、《卫》三类诗的区分显然存在。《左传》中的相关记载也为这一观点提供了有力的证据。正如胡氏所驳，“歌《邶》、《ｙōｎｇ＠①》、《卫》”显然表明卫诗有分类。这一点与“殷商”、“荆楚”连称的道理是一致的，不能因可连称便混淆原本的分类。认为《邶》、《ｙōｎｇ＠①》、《卫》为一类诗的观点并不成立。
卫诗之所以分为三类必然有其原因。虽然历史久远，载籍多缺，使得这一原因并不易弄清楚。但自汉至明，历代硕学通儒都在努力其背后的依据和原因。在日常行文中，古人往往崇尚简洁，因此常常以“卫诗”来泛指这一类诗歌。这种泛指与分称《邶》、《ｙōｎｇ＠①》、《卫》时的《卫》诗是不同的，前者是泛指范围广泛的诗歌，后者则是特定地区的诗歌。这种区别就像以“汉人”区别于其他民族一样精确而具体。胡氏的辩驳颇有道理，我们应摒弃顾氏及马氏的说法，重新审视和理解《诗经》中的卫诗三分问题。《左传》中的《襄·二十九年》与《襄·三十一年》两篇文献提到了卫国诗歌的分类情况。《襄·二十九年》全文提到了《邶风》、《ｙōｎｇ＠①风》和《卫风》三类诗的名称，而《襄·三十一年》则只简称“卫诗”。这种前后变化并不意味着卫诗的分类存在问题。实际上，《毛诗》中的《邶风》、《ｙōｎｇ＠①风》和《卫风》的39篇《序》文都是以卫国的事情作为背景进行解读的，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三类诗不属于同一地域或文化背景下的产物。《诗经》的分类实际上是非常丰富的，不能仅仅通过文献中的简称来否定其分类的依据。
自东汉以来，三家《诗》逐渐消亡，至宋代，除了《韩诗外传》外，其他三家经本及大师说完本均已失传。清代学者仅凭《汉志》的记载来推测三家《诗》的经本卷数与《毛诗》的区别，这种研究方法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从《汉志》的著录情况来看，《诗经》二十八卷包括了三家《诗》的经本卷数，《毛诗》二十九卷则是经本加上《序》的卷数。《毛诗故训传》三十卷的组合情况也说明了这一点。对比今古文两种经本的卷数时，应该以经本对经本，而不是以一家之传本对另一家之经本。
王引之的《经义述闻》对《诗经》今古文两种经本的卷数分析得非常清晰。他明确指出，《毛诗》经文应与三家《诗》的卷数相同，即二十八卷，只是因为《毛诗》本多了《诗序》一卷，所以合计为二十九卷。他也详细解释了这二十八卷的划分和分配情况，包括国风、小雅、大雅和三颂的分配比例。对于三家《诗》经本中的卫诗，王引之也明确指出是分为《邶风》、《ｙōｎｇ＠①风》和《卫风》三卷，而非一卷。
班固在《汉书·地理志》中也提到了卫国诗歌的分类情况，他相信卫诗三分之说，并不认为这些诗歌是一国之诗。这表明古代文献对卫国诗歌的分类是有所依据的，而非随意划分。对于后代学者来说，任务不在于否定三类诗的分类，而在于其分类背后的原因和依据。这些深入细致的研究对于我们理解古代文化和诗歌发展具有重要的价值。班氏家世传承《齐诗》，揭示了《齐诗》也是三分卫诗的渊源之一。这三部分卫诗分别被称为《邶》、《ｙōｎｇ》（此处为原字庸加阝的注释）、《卫》。这一例证不仅表明了卫诗的三种分类源远流长，而且反驳了汉代始分或《毛诗》独分的观点。实际上，早在周代编《诗》之初，卫诗三分的现象就已经出现，这一传统观点毋庸置疑，无法被推翻。对于顾氏和马氏的相关错误观点，我们应持否定态度。
字库中没有对原字庸加阝的注释，但这一例证对于我们理解卫诗的三种分类至关重要。当我们谈论卫诗三分的时间，我们可以参考与之相关的其他文章，如论译诗三难、论虚假陈述侵权行为的几个时间点等。这些文章虽然主题各异，但都涉及到分类和时间点的问题，对于我们全面理解卫诗三分的起源和发展有着积极的启示作用。
关于卫诗三分的观点，在历史上的不同时期都有着不同的解读和争议。无论观点如何变化，都不能忽视一个事实：卫诗三分的现象是客观存在的，这一传统观点有着深厚的历史底蕴和学术基础。我们在研究和这一问题时，应该尊重历史事实，深入剖析各种观点的背后逻辑和依据，以推动对《诗经》的深入研究和发展。我们也可以从其他诗人的诗作中寻找灵感和启示，如袁枚、雪莱、王冕、食指和济慈等诗人的诗作，他们的创作或许能为我们理解《诗经》中的卫诗提供新的视角和思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