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31日，国务院发布《关于提高个人所得税有关专项附加扣除标准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通知》明确，自2023年1月1日起，提高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子女教育、赡养老人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标准各1000元。
事实上，这是国家层面为进一步减轻生育、养育和赡养负担，又一项给予“真金白银”的举措。自2013年实施“单独两孩”生育政策以来，从中央到地方政府，以及不少用人单位开始陆续推进一系列支持生育的政策。在2021年，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政策及配套生育支持措施也开始施行。作为鼓励政策中最为直接和频繁的举措，“发钱”是不是鼓励生育的最好方式？鼓励生育的关键和难点又是什么？
专项附加扣除提标准
具体来看，《通知》提出，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专项附加扣除标准，由每个婴幼儿每月1000元提高到2000元；子女教育专项附加扣除标准，由每个子女每月1000元提高到2000元；赡养老人专项附加扣除标准，由每月2000元提高到3000元，其中独生子女按照每月3000元的标准定额扣除，非独生子女与兄弟姐妹分摊每月3000元的扣除额度，每人分摊的额度不能超过每月1500元。
财政部税政司、税务总局所得税司相关负责人表示，“近年来，进一步减轻生育、养育和赡养负担的呼吁较多。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子女教育、赡养老人3项专项附加扣除与‘一老一小’直接相关，提高相关专项附加扣除标准，有利于进一步减轻家庭抚养赡养负担，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也有利于提高居民消费意愿和能力”。
记者注意到，自2013年实施“单独两孩”生育政策以来，从中央到地方政府，以及不少用人单位开始陆续推进一系列支持生育的政策。2021年，《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正式公布，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政策及配套生育支持措施开始施行。
今年以来，山东、广东、浙江、河南、云南等地陆续推出一系列措施，包括发放生育津贴和育儿补贴，加强住房保障支持等。
从目前补贴来看，三孩补助最高的是湖北省武汉市东湖高新区。据其发布的《按政策生育三孩发放育儿高新区补贴实施方案》，对于2023年以后在东湖高新区内生育的三孩给予每年1万元的现金补助，直至小孩满6周岁为止。这意味着，满足相关条件，在武汉市东湖高新区生三孩是可以最高补助6万的。
此外，一些城市还对多孩家庭购房进行补贴，并叠加住房倾斜政策。比如，在河南郑州市对“二孩”家庭购房补贴2万元、“三孩”家庭补贴3万元；云南昆明对“二孩”三孩家庭买新建商品住房的，最高补贴3万元。北京对未成年子女数量较多的家庭申请公共租赁住房的，可以纳入优先配租范围；长沙对生育两个及以上子女的本地户籍家庭，增加1套购房指标。
政企举措接续不断
除了各级政府，不少企业也加入到鼓励生育的队伍中来。
8月31日，“去哪儿”宣布，自9月1日起，为员工设立生育补贴福利——“驼二代成长礼金”。具体来看，所有司龄满三年及以上的正式员工，在2023年9月1日及之后新生育的子女，每个孩子在1周岁至5周岁的生日时，均可获得一份1万元人民币的成长礼金。
此前，在6月30日，携程集团宣布推出针对全球员工的生育补贴政策——“程二代程长礼金”，即自2023年7月1日起，入职满三年的全球员工，不论性别，每新生育一个孩子，将获得每年1万元的现金补贴，发放至孩子满5周岁后终止。经初步测算，携程计划未来投入10亿元生育补贴，用于激励员工生育。
公开信息显示，2021年12月30日，互联网企业快手发布内部信宣布调整员工福利，新增生育奖金，分别为1000元、2000元和3000元三个等级。
2022年1月，农牧业上市公司大北农宣布，将在企业内部奖励生育，员工生育第一孩获奖3万元、第二孩获奖6万元、第三孩获奖9万元。以此计算，一个“三孩”家庭可以从公司获得18万元的奖励。在产假方面，第一胎在国家标准上加1个月、第二胎加3个月、第三胎加12个月。
另据公开报道，绿城集团、侨银股份、远东控股、雀巢大中华区等企业，也明确宣布鼓励生育政策，相关举措集中在对生育员工进行现金补贴和延长产假等方面。
对此，海豚社创始人、电商战略分析师李成东表示，企业们纷纷在鼓励生育上出力，既是响应国家政策，也表现出企业的社会责任感在加强。但这也和企业本身的盈利能力挂钩，需要有能担负起这部分支出的财务空间。
低生育率成因多元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2年，我国全年出生人口956万人，低于死亡人口1041万人，人口自然增长率为-0.6，出现了自1962年以来的首次负增长。值得注意的是，这也是1950年以来，年出生人口首次跌破1000万，中国出生人口数量从2017年到2022年已连续下跌六年。
人口负增长背后反映的是低生育率。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宋健曾对北京商报记者表示，当下的中国，面临的是生育主导型负增长，相较死亡主导型负增长，当前人口形势更复杂，解决难度也更大。
而长期低生育率带来的影响是多方面且严重的。IPG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柏文喜告诉北京商报记者，“低生育率会带来一系列社会经济形态和运行方式的影响，包括人口老龄化、劳动力短缺、社会保障可持续性压力增加、经济增长放缓，乃至部分地区社会整体性衰败等问题”。
宋健认为，育龄人群中，受个体主义盛行的时代观念和就业、买房等外在压力的影响，年轻一代的生育主体——“90后”和“00后”的生育意愿是最低的，比起快要退出生育历程的“70”后和生育观相对积极的“80”后，这会给人口自然增长率降低带来更大影响。
还有人口专家直接指出，要“二孩”“三孩”“有得补”，就要让青年人愿意适龄生育“一孩”，提高人们生育“一孩”的幸福感。
直接发钱效率最高
“现在年轻人的生育观念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生育成本高，其实是综合负担高，不止是资金上的负担，还有生育养育对原本自由生活的影响，并且他们对养儿防老等传统观念更淡漠了。所以‘一孩’问题很难，但如果‘一孩’意愿提升，整体情况也会得到更大的改善。”李成东说。
提升“一孩”乃至“二孩”“三孩”意愿并非是短时间的功夫，不少专家认为需要更长期的、更综合的举措，包括改善生育环境、减轻经济压力、提供更好的医疗和教育服务、在社会氛围中培养更强的家庭意识等。
但从当前大多数的鼓励生育政策看，和更完善的福利相比，资金补助即直接发钱仍是最主要的举措。对此，浙江大学国际联合商学院数字经济与金融创新研究中心联席主任、研究员盘和林表示，很多发达国家鼓励生育往往不只是发钱，还发福利，但是建立一套社会化抚养系统的成本非常高，效率非常低。所以，相对于社会化抚养方案，直接发钱的优势在于效率。
“有人强调通过完善社会福利来鼓励生育，比如免费医疗、免费就学、免费生产，这些措施的确是从根本上解决了孩子抚养的后顾之忧，但缺乏更强的激励作用，如果要人口增长，就不能仅仅是降低成本，而是要唤起生育的主动性。直接发钱就是成本最低、最直接的生育激励方式，后续也能将这笔奖励转化为生育收入。”盘和林说。
